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精华解读

本期为你解读的书是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通常意义上，我们总是倾向于认为沉重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所以，司马迁会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每个人估计也多多少少会听说过类似像“生命的价值在于厚度而不在于长度”这样的名言。正是这些对于生命以“重”为尊的价值判断，使生命中的苦难、挫折更像一种修行，于是“沉重”也就成了生命的常态。因此，在看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个书名的时候，多少会让人产生疑惑。因为我们并不习惯将“轻盈”和“生命”联想起来。更不能理解的是，无数人遭遇“沉重”的命运，照样过完了一生；“轻盈”的命运，反而不能承受，这无疑是荒谬的。那么，不如以此为契机，让我们带着疑惑走进作品本身，试着理解这组矛盾搭配背后的意义吧。

关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本书在我国的传播，其实还有一段趣闻。作为米兰·昆德拉的代表作品之一，现在市面上流传比较广泛的版本是由法国文学专家许钧翻译的。但是，许钧起初是拒绝翻译的，他说：“当时出版社找我来翻译，我断然拒绝了，因为昆德拉跟我以前翻译的那些作家相比，算二流。但是，后来他们又打电话说如果我不翻译这本书会很遗憾，说是对我作为翻译家身份和我理解力的双重挑战：首先以前已经有韩少功翻译过了，卖了100万册，而继续翻译是对翻译家能力的挑战；第二层次他们是在说，大家都知道昆德拉，都觉得很了不起，而我却说是二流，这就是对我理解能力的一种挑战。”于是，许钧决定先读读看。而看完各种版本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后，他觉得“20年来，在中国，没有哪部作品能像这部小说一样具有如此之多的理解，哲学家读到的是哲学思想，文学家看到的是小说叙述结构的革命，搞电影的又认为它的画面感很突出，而比较文学专家又觉得它的诗意和哲理相结合，是情感与心灵的辉映”，由此，我们大多数人拜读的版本就在他的手下问世了。

这本书的作者，米兰·昆德拉1929年4月1日出生在捷克布尔诺。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父亲路德维克·昆德拉，曾师从捷克大音乐家亚纳切克，是钢琴家、音乐教授，还曾当过音乐学院院长。昆德拉少年时，就跟父亲学钢琴，然后进修作曲和声乐。他热爱音乐，也曾多次描述过自己对音乐和小说的混杂爱好，年少时，他觉得自己不能不写小说，音乐无法满足他的表述需求；但他如此喜欢音乐，所以小说里难免带有音乐式的结构。他宣称，自己并不是故意把所有小说都写成七章的，他将这种习惯称为“一种深刻无意识的不可理解的必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就是七章的小说。

1956年，昆德拉完成了在布拉格电影学院的学业，留校当了一名教师，教授世界文学，并开始真正接触文学创作。期间，他完成了《小说的艺术》一书，获得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奖。他还进行剧本创作，先后写过3个剧本。而真正开始给他带来世界声誉的作品是小说《玩笑》，这部书连出3版，发行数十万册，并被拍成电影。

可以说，昆德拉早年生活一路顺遂，直到1968年“布拉格之春”，苏联军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后，情况急转直下。昆德拉被开除党籍，在电影学院的教职也被解除，所有作品都一下子从书店和公共图书馆消失，同时还被禁止发表任何作品。

1975年，他开始了流亡法国之路。流亡之初，昆德拉通过接受采访、发表谈话、撰写文章等等各种方式，利用各种场合向人们讲述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的情形。但是，正如他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对“媚俗”展开的深刻分析和辛辣嘲讽，他自身的写作，也始终践行着“不媚俗”的标准。不同于在离开旧阵营后，将抨击和控诉填满作品的字里行间这样的做法，他始终是冷静地、克制地，甚至体面地将政治、历史、哲学等内容杂糅起来，以中立、旁观的视角聊一些更超脱、更形而上的东西。

1984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出版。虽然以“布拉格之春”为背景，但昆德拉并没有体现太多关于政治局势的态度。这部作品更像是套着小说外衣的哲学论断，昆德拉不过是借主角托马斯、特蕾莎等人的处境，来讨论自己关于轻与重、灵与肉、忠诚与出轨等等矛盾组合的辩证关系。这部书于1988年被改编成电影《布拉格之恋》，获得了美国奥斯卡金像奖、美国金球奖提名等成绩。

昆德拉擅长运用心理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使读者对人物的思维过程的关心程度超过了他们对人物本身的关心。读者常常会产生一种“说到心坎里”的共鸣感，这并不是偶然，而是因为昆德拉在他塑造的人物和读者之间架构起了一种深层的精神联系，并邀请读者与文本进行直接互动，坚信读者能够凭借自身想象力自动“脑补”作者没有说透的话。于是，深刻的“参与感”在阅读昆德拉的作品时，会显得尤为明显。

1989年，时隔二十多年后，昆德拉的作品终于在他的家乡捷克再度出版。2011年，昆德拉入选七星文库，成为唯一在世的入选作家。而直到2019年年末，这位“并不把自己当流亡作家的流亡作家”，终于结束流亡，重新获得来自祖国捷克共和国政府的公民身份。而这段经历倒很像他小说的风格——荒诞中充斥着冷幽默——就像他自己在某个演讲中说的那样“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故事来看看吧。

故事发生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前后。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托马斯是一个外科医生，过着高尚体面的生活。他和前妻有一个儿子，因为前妻对他作为父亲的合法探视进行百般阻挠，托马斯干脆直接与所有亲人断绝了往来，过起自得其乐的单身汉生活。情场上，托马斯始终“春风得意”，拥有众多情妇的他奉行“性友谊”原则，也就是说，他乐于和女友们发生关系，但并不执着于在情感上寻求联系，甚至都不愿与情人们同床共枕地睡觉。他坚信，没有感情投入的人就无权干涉对方的生活，所以他给了自己自由的空间，为他的肉体的放纵提供了可靠的理由，使他能够心安理得地在不同女人之间周旋。他不需要为谁付出多少，别人也不会向他索要。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特丽莎，他无往不胜的情场原则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特蕾莎在遇到托马斯前，只是一名酒吧女招待。她的原生家庭并不幸福，母亲意外怀孕生下她，还带着她与一个粗俗低级的男人私奔。特蕾莎很小的时候就被迫停止学业打工养家。她对母亲的感情十分复杂，因为母亲从小的洗脑和思想灌输，特蕾莎始终觉得是因为有了不被期待的她，母亲才不得不仓促地在众多追求者中委身下嫁一个看不上的男子，也就是特蕾莎的亲身父亲，这种负罪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特蕾莎对命运苦难的忍耐力，她将受苦受难看作是赎罪；同时，特蕾莎对母亲还有厌恶和恐惧，母亲放弃了自己的人生，停止挣扎抗争后，变得庸俗粗鲁丑陋，大声的笑骂、低俗的行为、裸露的身体……这些都给特蕾莎留下了巨大的童年阴影，和无法抹去的内心深处的羞耻感。所以，托马斯的出现，对特蕾莎来说，无疑是溺水之人能够伸手够到的岸上草，她渴望而贪婪地紧紧握住托马斯不舍得放手，为了赢得托马斯，特蕾莎离开酒吧，带着全部身家，只身前往布拉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