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

精华解读

本期为你解读的书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

对明史感兴趣的朋友可能知道，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离不开“税重民穷”四个字。这一说法，很多学者将其解读为当时官僚贪污横肆，民不聊生，贫苦的底层人民无力负担摊派的赋税，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史学家黄仁宇先生针对这一观点，另辟蹊径地提出： “民穷”的根本原因不是赋税太重，而是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黄仁宇以公元1587年作为剖析的切入点，通过讲述万历皇帝、张居正、戚继光、海瑞等关键性人物的悲剧命运，揭示了表面升平的大明王朝终将走向衰亡的根源。这本书不仅被美国多所大学编入教科书目，还在中国入选了《新周刊》和《书城》评选的“改革开放20年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成为迄今为止销量最高的历史学专著。热播反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也曾多次提到《万历十五年》，使这本书再次受到无数人的追捧。读完这本书，我想大家肯定会对明史有了新的理解，对其中具体的历史人物也会有新的看法和认知。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作者黄仁宇先生，以及《万历十五年》的成书背景。

1918年，黄仁宇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小村庄里。他的父亲曾经是同盟会的成员，受家庭教育的影响，黄仁宇从小就具有丰富的阅读量和开阔的世界观。他热爱写作，十五岁开始就不断向报纸投稿，当时的《湖南日报》副刊曾连续登载他写的世界名人传记，还配有他手描的人物画像。十八岁时，黄仁宇考入天津南开大学，由于抗战的爆发，他决定投笔从戎，加入国军。1940年，二十二岁的黄仁宇从中央军校毕业，毅然投入到抗战的队伍中去。战争结束后，他退伍求学，赴美国的密歇根大学攻读历史系。经过十年苦读，他最终取得博士学位，并留在美国的大学任教。由于多年没有新作问世，六十二岁那年，黄仁宇被纽约州立大学解除了正教授的资格。然而，就在他被解除资格的第二年，他那本屡屡遭拒的《万历十五年》正式印发，还数次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历史类好书的提名。不久之后，《万历十五年》的中文版本在北京出版。2000年1月8日黄仁宇先生病逝于纽约上州的医院中，享年82岁。黄仁宇先生一生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汴京残梦》等著作，几乎每一本都会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少学者、作家为其撰写书评，史学界甚至一时引发研究黄学的热潮。

黄仁宇作为中国明史的研究者，素来以倡导“大历史观”著称。所谓“大历史观”，就是“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他强调，应该关注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因果联系，避免孤立地研究历史上的某一事件。

黄仁宇说，《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可以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他以宏大的历史视角，采用传记体的铺叙方式，讲述了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和李贽的悲剧故事，将他们放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进行探析，揭示个人命运在时代悲剧中的无可奈何，并通过剖析万历十五年间发生的不起眼的小事，从细微处见本质，揭露明朝社会的症结所在，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

讲到这里，也许大家会有这样的疑问：黄仁宇为什么选择万历十五年作为关键点？在很多历史学家眼中，这一年平平淡淡，只发生了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不值得大书特书。黄仁宇则认为，万历十五年是大明悲剧开始的起点，当年发生的小事是其悲剧序幕拉开的征兆。

那么这一年究竟发生了哪些事？为什么说它们是大明悲剧开始的征兆？其实这一切都和大明“重德治、轻法治”的制度建设有关。想解决上述两个问题，我们需要先回溯到建国之初的朱元璋时期，简单了解一下明朝创建制度的初衷。

大家知道，自西汉起，中国历代通常以儒家学说作为立国之本，仁义道德长期居于思想界主流。朱元璋出身“草根”，却也深受儒家的影响，他梦想实现儒家所倡导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同社会，他用“四书”教化士族和平民，提倡节俭、仁善务实、有序服从，将道德视为整个社会的支柱力量。

但朱元璋没有意识到，社会的运作仅靠儒家和道德远远不够。道德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则，既是约定俗成，规则边界的弹性就会很大，人情、人性等难以言明的事物极易模糊其边缘，使是非判断缺少明晰的标准。儒家简单粗浅的原则难以支撑一个庞大社会的运转，所以规范的法律体系和制度建设不可或缺。可朱元璋设计的帝国蓝图中缺失了这至关重要的一处。没有灵活完善的法制维护，大明就不可能发展长远。

黄仁宇在书中多次指出，明朝最大的症结是以道德代替法治来作为国家的根本大计。在帝国发展前期，由于朱元璋、朱棣等皇帝对朝局的非凡掌控，社会问题并不突出；到万历年间时，曾经的制度隐患逐渐凸显，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官员腐败、人民贫富差距大等问题愈加严重。面对这些弊病，万历皇帝及群臣只有两个选择：改革，或者放任。

提到万历皇帝，史书素来以昏庸定论。实际上，万历在前期是个勤奋刻苦的帝王。他九岁荣登大宝，身边有他最信任的张居正予以辅佐。张居正既为权臣，又是帝师，对万历皇帝要求严格，加上皇帝的母亲慈圣太后教子严苛，万历皇帝早期可谓励精图治。除每日必要的听政外，万历皇帝还坚持按照祖宗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即使隆冬寒暑也不曾间断。为解决前朝留下的社会积弊，万历皇帝着力推动张居正主持改革，如严格考核制度、惩治贪腐、限制富户土地兼并等等。在他的支持下，张居正改革的效果显著，政治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大为改善，国家和谐安定，实现了“万历中兴”。

然而黄仁宇认为，到了万历十五年的时候，帝国表面上四海升平，可是从细枝末节能够看出，这个王朝已经如渐渐濒死的枯木了。针对这一观点，黄仁宇主要从当年发生的四件事情上剖入分析：

第一件事，万历皇帝与群臣立储争论的开始。

自西周开始，中国的皇位继承采用嫡长子继承制，也就是皇后或者地位最高的皇妃所生的第一个孩子被立为太子。万历皇帝却不以为意。他一生钟爱妃子郑氏，想立她的孩子为皇太子。这一打算违背了祖宗之法，遭到朝廷文官们的强烈反对。

立储之争自万历十四年开始。到了万历十五年，很多文官越来越意识到，如果立储问题不能按照他们的意愿解决，等下一任皇帝上位时，当初的反对者将会遭到严厉的报复。于是，他们开始接二连三地上奏向皇帝施压，还印刻了富有煽动性的小册子和传单，传播皇长子不能立为太子的消息，同时指出这起事件的所有参与者，闹得京城沸沸扬扬，人人自危。

其实，在万历皇帝以及明代之前，立储之争同样出现过，皇帝想解决好这个问题，需要高超的政治才能和坚决果断的手腕。而万历是个性格软弱的皇帝，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自主行使皇权。他九岁登基，前十年在张居正的扶持下处理朝事；张居正死后，朝廷没有摆脱他的影响，反张派和拥张派斗争不止，皇帝行权因党争而处处掣肘；等万历清算完张居正，以为能真正掌控大权的时候，他改立储君的想法被群臣强烈反对。软弱的性格使他在此事上犹豫不决——一面是自己所爱之人的心愿，另一面是群臣不断的施压，万历皇帝始终无法坚定地做出决断。到万历十五年时，立储之争的暗流愈演激烈，流传在街头巷尾的煽动性小册子，只是这场著名斗争的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