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精华解读

本期为你解读的书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所著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我想，学生时代的历史课本，对中国各个朝代的政治评价总离不开“封建君主专制”。而我们对于历代政治制度的认识，可能会存在这样一种误解：只要这个朝代经济发展快，那么它的经济制度就是好的；只要这个朝代灭亡，那么它的政治制度就是不好的。仿佛与现在社会对比，过去的社会总是黑暗、腐朽的，总是充满着奴役与压迫，这样错误的认知让我们很难去了解那些时代本来的面目。课本上的教材只会告诉我们这个朝代的结局，并不会告诉我们评论制度的好坏应当对比分析。今天我们要解读的这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对汉代、唐代、宋代、明代和清代的政府组织、考试和选举、经济制度以及国防和兵役制度进行了比较，让我们能够全方位认识到中国政治制度复杂的一面。

本书的作者钱穆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并曾担任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在抗战时期，钱穆先生随北大南渡，著有《国史大纲》，并先后执教于西南联合大学、齐鲁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华西大学和四川大学；抗战结束后，钱穆先生又在昆明五华书院、云南大学、江南大学和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主讲文史课程。

民国时期，许多改革派一味照搬国外的政治制度，排斥中国传统文化，但这种行为并没有拯救晚清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反而使得各个党派相互斗争，导致当时的局势更加动荡。看到了中国近代政治的糟糕后，钱穆先生认识到，我们需要从传统政治中进行检讨，发现问题，改革自我。钱穆先生认为，要制定合理的制度不能够一味模仿别人，而应该注重本身的人事。而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凡是沿袭超过百年的，大多可以与当时的人事相配合。钱穆先生熟悉各种典籍，拥有广博的历史知识，虽然这本书没有专门论述人事和制度的关系，但钱先生在书中提到，制度随着人事的变动而变动。因此，我们不能够用“专制黑暗”四个字来抹杀前人的智慧，也不能够一成不变毫无创新地照搬。

这本书语言通俗易懂，作者并没有用大量的古文卖弄学识，也没有刻意使用佶屈聱牙的文字来彰显文采。整本书主要讲了汉代、唐代、宋代、明代、清代五个朝代，其中穿插着与西方制度的对比，旁征博引对这五个朝代的政府组织、考试和选举、经济制度以及国防和兵役制度做了深入而又客观的分析。接下来就让我们逐一进行了解。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五个朝代中政府职权的分配。

秦汉时期，起源于商周的土地分封制和贵族世袭制已经被推翻，中国开始有了一个统一的政府。政府不能没有领袖，于是皇帝诞生了。在我们通常的认知中，中国从秦汉以来的封建王朝一直是皇帝的独裁专制。但是如果你了解了汉代的政府结构，你会发现，当时汉代的实际权力在相府而不是皇室。

在汉代，全国政务基本都汇总在宰相身上，宰相府下的十三个机关被称为相府十三曹，分管经济、军事、律法、货币盐铁以及户口等重要事务。而汉代皇帝的秘书职权相对较小，皇帝身边的六尚为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与尚书，除了尚书主管文书之外，其余五尚只负责管理皇帝的饮食起居。可见，在当时汉代政府的实权在相府，而不在皇室。皇权与相权分开，使得政府不必被皇权压制，这一点比商周时期有很大的进步；但是，这也导致了，遇到像汉武帝这样有才干的皇帝，就需要想办法与宰相夺权，皇宫与朝廷就会发生斗争。

相权代表的是中央政府，汉代中央政府结构为“三公九卿制”。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管行政、军事和检查，宰相管理国事以及皇帝的家事。九卿则隶属于宰相，管理的也是国家公事。地方政府分为“郡”“县”两级。以“县”为单位的地方政府，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没有改变，这是汉代政府值得称赞的制度。

汉代的“三公九卿”使得宰相权力坐大，到了唐代则开始了“三省六部制”。三省是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长官的权力合在一起才能比得上汉代的一个宰相，这种结构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皇权，削弱了相权。唐代的尚书不再像汉代的尚书那样只管理皇帝的饮食起居，而是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吏部负责管理官员任免、考察和升降；户部掌管天下土地、户籍和赋税；礼部掌管国家礼法制度、祭祀、学校以及外交等事务；兵部主管兵籍、军械等；刑部掌管法律、刑狱等事务；工部负责水利、交通和各项工程。六部成为管理国家政务的重要机构，他们对皇帝负责，极大削弱了相权，而且分工细化，提高了行政效率，是中国政治史的一大进步。

不过，唐代中央政府组织虽然比汉代时候有了很大的进步，地方政府却明显不如汉朝。唐代为了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便任命武官为节度使，管理边境。但这些武官独揽当地军政大权和财权，实力逐渐膨胀，并且相互斗争，造成地方割据。节度使在当时的地位与商周时期的诸侯王相似，这样的存在严重威胁了中央政权。最终，地方割据势力把唐朝消灭了。在钱穆先生看来，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中央集权不能够过于分散，必须得统一。唐朝的崩溃，可以说就是败在地方权力过大上。

宋朝在中央上大体沿袭了唐朝的制度，但宋太祖和宋太宗开始削弱相权，把权力收归到皇帝手中，宰相的地位逐渐变得低落。宋朝大多不设宰相，而是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来代替宰相。宋朝更有“官职差遣”制度，所谓官职差遣，就是把官、职和差遣分开，“官”和“职”表示等级和俸禄高低；“差遣”是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代表他实际拥有的权力，但“差遣”大多是临时的，由皇帝任命。官职差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官员的职权过大，然而这样的结构却导致官员没有实权，任何决策都需要皇帝批准，官员无力管理手下的人，办事效率低下，因此在后期，宋神宗改革后废除了这一制度。但因为官员长期受到限制，皇帝一时间无法判断出什么人值得起用，有时难免误用小人，随之滋生出许多奸臣。宋朝的中央政府尚且如此衰落，地方政府就更没办法和前面两个朝代比较了。宋朝把兵力、财力都集中在中央，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对于外来侵略和农民起义无力反抗与镇压，一旦中央出问题，地方也随着土崩瓦解了。

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直接废除宰相，连虚职也不再设立，这极大程度地加强了皇权。但是，废除丞相以后，所有事务都压在皇帝一人身上，这也给皇帝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明太祖之后的皇帝因为精力有限，便把事物交给太监和内阁协助管理，但随着皇帝的懈怠，最终导致实权落在太监手里，到明朝后期，太监几乎等同于真正的皇帝。有时候太监懒得处理公文，便将奏折当做包鱼包肉的废纸。太监掌权的同时也滋生出一批奸佞之臣，加上明朝的东厂和锦衣卫等特务机构在用各种形式监察百官，使得人心惶惶。明朝的这些政治措施虽然表面上加强了皇帝的权力，却为以后皇权被宦官削弱埋下了伏笔。